东西问丨盖琳：教育如何改变西藏？ ——专访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、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盖琳

教育是西藏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。民主改革前,在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,只有少数三大领主子弟才能受教育,而广大农奴子女没有任何受教育的权利。民主改革以来,西藏在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及素质教育等方面得到迅速发展,人们的眼界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化。教育发展如何改变西藏?近日,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、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盖琳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就该问题作出详细解答。

中新社记者:您在西藏走访调研的过程中,对西藏的教育和孩子们有怎样的印象?

盖琳:2014年6月访问西藏时,我参观了藏医藏药相关机构,了解过藏族同胞接受教育情况。2016年8月,我与6位欧洲议会议员访问西藏,参观了西藏大学,在图书馆里看到了藏汉双语的大藏经。我们也参观了西藏唐卡画院,那里是西藏唐卡艺术传习基地、西藏非遗项目传习基地。德瓦议员还在拉萨街头与一位年轻路人交谈,得知他在北京上大学。据我的见闻和当地朋友介绍,西藏的传统文化获得妥善保护,教育资源丰富。

西藏藏医学院更名为西藏藏医药大学揭牌仪式在拉萨举行。该校为世界唯一单独设置的藏医药高等学校,藏医是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何蓬磊 摄

尽管西藏地广人稀,但所有孩子都平等拥有受教育的权利。一位援藏的朋友曾向我讲述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吉隆县内,一群小学生的上学方式:孩子们平时在校寄宿上学,周五放学回到各自家中,周日返校,都觉得能上学特别好。

教育也为西藏的孩子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“00后”藏族小伙强巴扎西告诉我,他小时候热爱学习、喜欢思考,梦想成为文化领域的人才,家人也很支持他。最近,强巴扎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藏文化博物馆工作。

除了基础教育保障外,西藏人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让人印象深刻。西藏文化博物馆的志愿者李方山老师向我讲述了她的一次经历。她曾遇到一位藏族母亲接六七岁的女儿放学,手中提着电子琴。交谈中,母亲说女儿在拉萨北京小学读书,“是我们拉萨最好的小学”,喜悦和自豪感溢于言表。

中新社记者:从旧西藏的寺院教育,到民主改革后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,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,您如何评价西藏教育发展变革过程中的变与不变?

盖琳:教育体系改革给西藏带来巨大变化:教育机构增加,学生人数增多,学费减免,学生出国留学率提升,本地的文化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发展。

西藏的教育体系,从旧时以寺院教育、官办教育、私塾教育为主,演变至当前的现代教育体系。截至2022年10月,西藏已建立各级各类学校3339所。旧西藏的青壮年文盲率曾高达95%以上,而2022年自治区内外在校生总人数已达92.2万人。通过现代教育,许多学生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,如全国人大代表白玛措曾留学挪威和澳大利亚,全国政协委员边巴拉姆曾在挪威和美国学习,全国政协委员明吉措姆曾在德国和英国获得博士和博士后学位。回国后,她们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。

西藏那曲孝登寺寺庙书屋,僧侣借阅书籍。李林 摄

如今西藏已实行15年公费教育和包吃、包住、包生活学习费用的“三包”政策。同时,作为教育的一部分,西藏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:博物馆有了更丰富的展品和内容,新落成的西藏自然科技博物馆、西藏美术馆、牦牛博物馆以及大幅增加的农家书屋、寺庙书屋等,都是重要的精神文化学习场所。

西藏教育体系改革过程中的不变之处,在于藏族文化的保留和保护。今天,学习藏语是教育的一部分;学校确保学生在校期间的藏族文化生活和饮食习惯不变;西藏寺院教育精髓得以保留;西藏传统文化中的历史、哲学、天文、历算、医学、辞书、文法、诗歌、音韵、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建筑以及雕刻工艺技术和地震等知识,通过教育实现了传承。

中新社记者:您如何看待教育改革对当地人生活方式的影响?

盖琳:现代教育,为原本受旧思想束缚的人提供知识,使他们更平等地看待世界。同时,教育也给他们更广阔的眼界、理性的认知力、更强的判断力,使他们有更多选择机会。

藏传佛教早已融入不少西藏人的日常生活,他们对藏传佛教有深厚感情。一些藏族同胞看到广阔的世界后,确实更关注生计需要和现实生活问题。我认为这或许是处于不同阶段的人,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发生变化。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,人们对精神层面提出更高要求,一部分人会对藏传佛教有新的认知。

西藏拉萨楚布寺僧人们佩戴面具参加跳神活动。跳神是由藏传佛教僧侣表演的一种宗教舞蹈。李林 摄

实际上,生活方式转变的源头并不来自教育改革,而是信息变革。如今的互联网社会,人们获取信息的数量和速度发生巨变,眼界和世界观也随之改变,很多人希望自己与世界同步,因此自主要求改变生活方式。

中新社记者:在西藏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与制度,有哪些现实因素与难题?寄宿制是现实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吗?

盖琳:西藏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,难题之一是地广人稀的现实情况。西藏拥有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,却只有366万人口,平均每平方公里仅3人,人员高度分散。对教育来说,学生分散、教师人才短缺,难以保障教育质量;对资金而言,如投入不集中,很难得到产出。解决的唯一出路,就是教育集中。

2000年后,西藏在每个村办一所幼儿园,使辍学率接近0%,基本解决了幼儿园教育问题;每个乡镇办一所小学,将教师人才集中,确保教学质量。这样一来,寄宿制是现实条件下的必然选择。

在距离西藏拉萨40公里的荣玛高海拔生态搬迁示范点,孩子们在幼儿园玩耍。江飞波 摄

我了解到,寄宿制并非强制,主要针对家庭距离学校2公里以上的农牧民子女,其他学生也可自愿寄宿。学校设有专职老师照料学生生活,业余时间开展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活动,学生生病可请假离校,家长可在非上课时间自由探望。

一位援藏干部告诉我,寄宿制解决了西藏义务教育的两大难题:一是提升教育数量,保障应入学少年儿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,辍学率接近0%;二是提高教育质量,西藏学生得到与其他省市区相近的教学条件,升学率大幅提高。

由于西藏每个乡镇面积较大,很多地方山高谷深、交通不便,寄宿制能最大程度降低路上的安全风险。

藏族朋友达娃央措告诉我,寄宿制让学校和老师承担更多责任,为学生提供了便利和实惠,如吃食堂、住宿舍、图书馆阅读书籍等,都是国家给予补贴。“我读初中的时候,也是受益者,每天都有营养餐,而且住校生会有生活津贴补助。”

中新社记者:您长期在欧洲工作生活,如何看待东西方在教育上的异同?如何增进双方对彼此的理解?

盖琳:欧洲的教育体制中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。但中国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特殊,不能照搬欧洲。西藏的教育改革,只能根据当地实际,克服困难,逐步实现教育现代化。

欧洲基础教育的理念主要是让孩子有快乐童年,培养他们开拓性思维、自学能力和独立人格等。课堂会相对活泼轻松,以培养能力为导向,老师与家长各自明确责任,相互合作。这些都基于欧洲国家学生人数少,师生比高,经济基础好,教育资源雄厚等特点。

与之相比,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教育,更关注“打好基础”,夯实基础知识学习,重视提高学生的“短板”,强调未来竞争力。西藏地广人稀,学生分散,教师人才短缺,师生比低,经济相对落后。如不集中投入资源,不易保障教育质量,因此其教育方式无法效仿欧洲。但西藏的教育改革,赋予了每个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,并全面实现15年义务教育,使西藏自治区的义务教育走在中国前列,甚至是世界多数国家前列。

2018“瑞德”斯诺克“巅峰对决”公益活动在西藏启幕,丁俊晖指导藏族学生打台球。何蓬磊 摄

教育改革还提高了年轻藏族同胞的身份认同感。一位藏族朋友告诉我,藏族文化并没有在现代发展中被分割,她的家乡经常举办少数民族艺术节、运动会、传统节庆等,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得很好。因为当地人习以为常,没有被大肆报道,所以不被外界了解,更不被西方了解。

我建议可加强这方面的宣介,在国内外主流媒体多做有关报道,在海外如欧洲国家、欧盟机构举办相关图片展、推介会、研讨会等。

目前西藏与西方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沟通渠道很少,自治区可创造条件,欢迎欧洲年轻学子到西藏游学,促进文化交流,增强彼此了解。

我也建议欧洲的政治家、官员和朋友到西藏多走走、多看看,真实感受西藏及其发展,这样能避免在不了解的前提下先入为主,也能向身边朋友介绍在西藏的所见所闻。通过中欧双方共同努力,多创造沟通渠道,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西藏及其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。

受访者简介:

盖琳,欧盟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、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,2005年起在欧洲议会工作,是首位在欧洲议会工作的中国人。发表过多篇文章,著有《我在欧洲议会》一书。(作者:赵延 )

(编辑:白玛旦增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