评论在现场丨西藏歌舞诗的类型演进与共同体意识表达——以《堆阿里》《羌塘古道赴新程》为例

西藏歌舞诗的类型演进与共同体意识表达

——以《堆阿里》《羌塘古道赴新程》为例

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上，两部歌舞诗作品《堆阿里》与《羌塘古道赴新程》以迥异的题材选择与共同的叙事指向，完成了西藏歌舞诗这一艺术体裁从“风情展演”到“主题叙事”的关键转型。如果说《堆阿里》以阿里高地的人地关系咏叹生态之变，那么《羌塘古道赴新程》则以藏北古道为叙事线索书写时代之新。两部作品共享一个深层结构：将西藏歌舞从“被展示的民族风情”转化为“主动参与共同体叙事”的艺术实践。这不仅是创作理念的更新，也是西藏歌舞诗类型演进的标志性事件。

一、歌与舞的融通传统：西藏歌舞诗的体裁基因

理解西藏歌舞诗的当代转型，须回到其体裁基因。藏文“谐”一词及其歌舞艺术，经历了漫长的初始建构、历时重构与共时繁化过程。有学者指出，藏文“谐”一词出现于距今800多年以前，初时指清唱形式的歌或歌曲，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和区域性；随着“谐”的传播与歌舞意义的嵌入，其内涵与外延发生重构，不仅指清唱形式的民歌，还指歌舞和歌舞乐一体的艺术形式。这决定了西藏歌舞诗区别于汉族“诗歌”体裁的本质特征——“诗”在此不仅意味着语言艺术，更意味着“以歌舞为载体”的复合型表达。

从音乐学分类来看，西藏民歌可分为“鲁”和“谐”两大系，“鲁”指静态的歌，泛指节奏不规整的歌谣，“谐”指动态的歌，泛指节奏规整的歌舞曲；从舞蹈角度则分为“谐”（歌舞）、“卓”（舞蹈）、“噶尔”（乐舞）、“羌姆”（跳神）四大类。“歌中传舞、舞中带歌”的融通传统，使得歌舞诗作为舞台艺术形式天然拥有深厚的民间资源。2008年献礼奥运的唐卡式歌舞诗《幸福在路上》、2010年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《魅力西藏》等作品，延续了这一传统，但其叙事逻辑仍以“风情展示”为主导——将不同地区的民歌、舞蹈、民俗串联成“拼盘式”景观，服务于“让外界看见西藏”的传播诉求。

然而，“展示”终究不同于“叙事”。当歌舞诗仅仅停留于“民俗大拼盘”，其艺术功能便局限于“被观看”而非“被理解”。这一困境的突破，正是两部新作的关键贡献。

二、从“拼盘”到“主题”：叙事逻辑的结构性转型

《堆阿里》与《羌塘古道赴新程》的标志性突破，在于完成了从“拼盘式展演”到“主题式叙事”的形态跃升。“堆”在藏语中指“上部”，即阿里高地——古格王朝的文明腹地；《堆阿里》以此地理意象为核心，将阿里民歌的“原声态”与舞台叙事相结合，以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为主题线索，完成了对高原生态观的艺术表达。不同于以往歌舞诗中歌舞段落之间的松散并联，《堆阿里》以“生态之变”为统领，使每一段歌舞皆服务于同一叙事主题的层层推进。

《羌塘古道赴新程》则取羌塘草原与藏北古道之意象，以“赴新程”点睛当代西藏的发展图景。“古道”作为历史记忆的符号，在歌舞诗中被赋予了双重叙事功能：既是空间维度的地理通道——连接藏北草原与外部世界的物理路径；也是时间维度的历史通道——承载边疆变迁与民族团结的集体记忆。剧中通过歌、舞、诗的三重编码，将古道从“地理符号”升华为“共同体意识的象征场域”。

这种“主题统领”的叙事逻辑，标志着西藏歌舞诗从“民俗学”的展示逻辑转向了“叙事学”的表达逻辑——前者关心“我们有什么”，后者追问“我们要说什么”。两部作品以明确的主题意识将散落的歌舞元素组织为有机的整体，而非“你唱一首、我跳一段”的民俗串联。

三、歌谣的情感底色：共同体意识的“自下而上”表达

两部歌舞诗最终抵达的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化呈现。但它们的表达路径值得深思——不以生硬的宣教植入，通过“情感共鸣”实现认同建构。

当前，藏族民歌在推动民族文化交融、强化民族认同中具有重要作用，其作用机制通过“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、历史记忆与集体意识、政治仪式与文化整合”三重路径实现。藏族民间歌谣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“情感表征”，在西藏及其他相关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，民间歌谣以“自下而上”的情感向度，歌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与深化。

《堆阿里》中阿里民歌的“原声态”咏叹，恰是这一机制的剧场化呈现。高亢苍凉的阿里歌谣唤起的不只是“地域辨识度”，更是一种可共享的“高原情感”——荒原之美、生命之韧、天地之敬，这些情感跨过地域界限进入观众的心灵时，共同体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。《羌塘古道赴新程》中，古道驼铃与草原牧歌的声景设计，将观众置入“行走”的想象中——行走本身即一种共同体叙事的身体化表达：无论是千年前的古道商旅，还是今日的边疆建设者，都在同一条道路上“赴新程”。

结语

从“风情展演”到“主题叙事”，《堆阿里》与《羌塘古道赴新程》的转型并非孤立的艺术事件，而是西藏歌舞诗体裁自我更新的必然选择。当“展示差异”不足以承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，歌舞诗便需要从“民俗大拼盘”走向“主题叙事”——让雪山、草原、古道、民歌不再是“被观看的远方奇观”，而成为“可共情的共同体记忆”。在这条转型路径上，两部作品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

（编辑：嘎玛多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