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那曲“撤地设市”已经5年了。不久前,我与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老西藏一同乘火车回“家”看看,共圆梦想。列车到达那曲站,看到我国最年轻、面积最大地级市的那曲高楼林立,一片繁荣景象,不由得想起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前任会长、原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驻藏组范小建39年前在这里调研时的情景,因为他的调研日记真实地描绘了这里曾发生的历史性变化。
时间追溯到1984年,中央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。为落实会议精神,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,协助西藏完善相关政策,促进“43项工程”的落实。咨询组下设一个驻藏工作组,以协助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落实相关工作。
43项工程之一的那曲地区(现那曲市)群众艺术馆(唐召明1987年摄)
“43项工程”亦称“钥匙工程”,是指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,由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山东、福建、四川、浙江和江苏等9个省市所援建西藏的43项工程。这项工程包括能源交通、商业旅游、文教体育、医疗卫生和市政公用等方面的基础性设施,其中20项修建在拉萨,其余分布在那曲、日喀则、山南、昌都和阿里5个地区,工程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,总耗资4.77亿元。全部工程于1984年初启动。
1984年7月18日,范小建和石万鹏两人一组开始对那曲地区(现那曲市)索县、巴青、聂荣、安多等县进行包括“43项工程”在内的考察调研。
原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驻藏组范小建(右一)与本组人员赵清政、石万鹏、齐晓鲁、府培生、冉令申(从左至右)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合影留念(范小建提供,1984年6月摄)
范小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:在那曲了解了43项工程进展情况,包括那曲饭店、医院、风能电站和群艺馆等。工程进度问题不大,只是预算要大大突破,原定是1070万元,现在估计要1700万元。
那曲到处都在搞施工,像个大工地。从住所到食堂的路上,有一片低洼的水坑,有一个厕所。地委食堂每天2.60元的伙食标准,不算贵。
西藏那曲地区(现那曲市)嘉黎县中学外景(唐召明1997年摄)
那曲地区40万平方公里,折6亿亩,占国土面积4.1%。那曲人口23万,每平方公里只有0.5人。小学生2700人,占总人口的1.17%,五年级学生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只有2%。
我们还去看了一所公社小学。从小学老师穷培处了解到,当地有学龄儿童200多人,但入学率不到10%。在校生最多24人,平常14人,少时7、8人,我们看到只有7人。老师强烈反映,要求提高入学率,否则不想办了……为了鼓励学生入学,根据学生上学离家远近,分别给予2、4、6元的补助,但效果依然有限。
……
8月1日从巴青返回那曲,8月2日又到聂荣县。当时那曲的公路就是这样,从地区到各县,没有网状的公路布局,向一个方向走出去,若要改变方向,必须再回到地区,没有捷径。
西藏那曲地区(现那曲市)聂荣县城旧貌(唐召明1988年摄)
就当时的艰苦条件,范小建还写道,“聂荣县海拔4600米,风很大,很冷。每天早晨屋子外面有水的地方都冻着一层厚厚的冰。草原上的霜,一直到中午才能化净,到上午十点来钟,看上去还是一片白花花的。白天,时常是冰雪交加,我们穿着毛衣、毛裤,又穿上棉大衣也还是觉得不行,只好在屋子里生起炉火,把牛粪火烧得旺旺的,屋里才有点暖和气儿。
所谓县城,在牧区也就是那么十几间房子,中间一条马路,也全是土路,路两边有几排房子,少的两三排,多的五六排,像点样的搞个小院,有个东西厢房什么的。除了机关,再就是商店和学校,都小得可怜。连居民都没有几户,基本上就是干部和干部家属。我们到县城那天,既无房子住,又无饭吃,幸好带路的同志遇到一个熟人,在这人家里吃了顿饭,才算安顿了。这里没有大电网的电,只有一台40千瓦的发电机,还没人会用,只好放在那里睡大觉。到晚上,一片黑暗,要写东西,只能是在白天……”
在日记里还有一段感人故事,“我们本想直接去巴青……因前面还有塌方,只好返回索县。在索县,看到一些有趣的事儿。有一位叫阿拉穷培的农民开了一个小商店。‘阿拉’在藏语里面是‘酒’的意思,即这位农民过去是个‘酒鬼’。放宽政策之后,他提出想开个小饭店,县上就支持他,贷给他1000元的款,又让出路边一间马棚,作为营业的门市。阿拉穷培非常聪明,他利用这个饭店不但经营各种饭食,还兼卖百货,又雇了人加工黑白铁进行销售。‘阿拉’服务态度极好。我们去他店中参观,正有三个甘肃天水的青年小商贩在他店中就餐。‘阿拉’不但免费提供茶水、小菜,而且当菜不够吃时还免费添菜,招待顾客极热情,就像是深圳酒家中殷勤的服务员,生怕顾客有什么不满意之处。在如此偏僻、落后的高原山区,竟有这样善于经营、会搞服务的藏族群众,真是太少见了!此人未见过什么大世面,也从未做过生意,如此精明,真是难得。我了解了一下,他一个月就赚了将近1000元(这个店是三户联营,阿拉穷培是店主,三户平均,每人可得300元)。他们准备还了贷款再分配。店的名字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着‘为您服务店’。”
时任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(左二)在随庆祝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五十周年代表团再次回到西藏时,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同在藏族群众家中做客,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(范小建提供照片,2001年9月摄)
今年70岁,曾前后两次在西藏任职的范小建,与西藏有着不解之缘。1976年,他大学毕业后进藏,在昌都计委工作。
1979年范小建调离西藏。1984年,范小建又第二次进藏,先后在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组驻藏组工作,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。1987年离开西藏。2000年,范小建担任农业部副部长,2007年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、办公室主任、党组书记等职,是第十一届、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范小建对西藏,对藏北草原充满了无限感情。在西藏多年的调研中,他发现农牧区80%以上的生活能源要靠烧牛粪,而捡牛粪又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于是,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、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会长范小建从2017年起,便把中国农业大学新研制的高原捡拾车作为协会的科技推广项目,把一辆辆既可以捡拾牛粪,又可用作运输小推车的高原捡拾车免费发放到海拔最高、条件最为艰苦的那曲地区,亲手送到牧民群众手中。
也就从那时起,我作为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,跟随范小建所率领的志愿者队伍先后来到比如县、班戈县、申扎县、聂荣县、尼玛县、双湖县等地,向牧民群众发放了约2000台高原捡拾车,也深深感受到了他的挚爱情怀。
2018年,高原捡拾车赴藏志愿者服务团队在结束了班戈、申扎和尼玛县发放高原捡拾车后准备返京,而此时的范小建却不顾“高反”,奔向了被称为人类“生命禁区”的双湖县进行调研,安排来年发放高原捡拾车相关工作。
范小建常说,“高原捡拾车看似一件小事,但是意义却很大。青藏高原牧区的乡村振兴工作,既要有青藏铁路这样的大项目,也要有牛粪捡拾车这样的‘绣花功夫’。”
回到北京,他感佩这里的变化,撰文在《中国西藏网》发表了“全国最年轻、全世界海拔最高县城的改革印记”一稿,来介绍双湖县从无人到有人的历史变迁,“为了扩展生存空间,1974年,原生活在那曲申扎县一带的部分牧民,大胆地向北部迁徙,来到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藏北无人区,来到羌塘草原的腹心地带。
经过40多年的发展,这里已经发展到6乡1镇,31个行政村,牧业人口达1.25万人,草场面积11000多万亩,牲畜存栏43.5万头(只)……”
当然,随着脱贫攻坚和生态建设的需要,如今的双湖又实施了大规模的高海拔移民搬迁,双湖的牧民群众正欣喜地迎接全面小康的新生活。
范小建说,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,在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全国各兄弟民族的大力支持下,西藏乃至藏北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经济发展、政治稳定、民族团结、社会进步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,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,深感振奋!
藏北首府那曲镇新貌(唐召明2014年4月9日摄)
比如,“十三五”期间,那曲市通车里程已达到2.6万公里,乡镇、建制村平均通畅率分别为100%(含在建)和67.49%,初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、乡镇为节点、建制村为网点的农村公路交通网,“三纵、四横、四通道”的公路交通网框架已基本形成。
西藏那曲地区那曲县(现那曲市色尼区)罗玛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在进行跳绳比赛(唐召明2016年10月5日摄)
“十三五”以来,那曲市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,小学适龄儿童、初中、高中入学率分别达到99.86%、103.14%、75.2%。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职业教育、特殊教育的教育体系全面形成……
可以说,我们见证了西藏“短短几十年,跨越上千年”的巨大变化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,西藏乃至藏北草原的明天一定会更加辉煌灿烂。(中国西藏网 文、图/唐召明)
(编辑:旦知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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